广州童装生产工厂哪里最多(广州服装工厂最密集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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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多家加工企业，8000多名农民工。

“在这里，工人是最好的。”

-参观温州“第一童装村”

谢兰珍在朱岙村一家童装厂工作了近20年。空闲时间和更多的工作是她留下来的理由。

从温州市区出发，向北过瓯江10多分钟，一排排三四层的厂房和楼房出现在青山中。这个整洁得像个小镇的地方，叫做温州“童装第一村”朱岙村。

在高低起伏、规划整齐的街道两旁，我随意走进一栋栋小楼，机器运转的声音立刻涌入我的耳朵。一楼是设计部，二楼是流水线，三楼是手工生产部，这是大多数家庭作坊式童装加工厂的布局。这种生产形式的企业有近300家，占全村童装企业的90%，外出务工人员8000多人。最忙的时候，这个村一天生产的童装达到20万件。去年，该村总产值达7.8亿元。

近日，《工人日报》记者走进朱岙村，探访这个与改革开放同时发展起来的村庄。“在生产线上干活的几乎都是农民工，两个熟练工人一天能合作做100多条裤子。”36岁的农民工谢兰珍告诉记者。

“工厂应该一直工作，以确保工人的稳定性.”小仙关童装厂老板吴说，附近其他厂老板都笑着附和，“在这里，工人是最棒的。”

童装厂的农民工

将白色宽边松紧带折叠成布条，折叠后放在腰带位置，在五线缝纫机下转一圈，不到15秒，一根腰带就好了。不一会儿，谢兰珍就把手头的20条童裤整理好，拿到拉腰机前缝好，熨好。她告诉记者，再把裤子压下去，今天的生产任务就完成了。在另一台机器旁，她的丈夫余正在做最后一腿的工作。“最好做一整块，不油腻。流水线上只做一个环节太单调了。”谢兰珍说。

1999年，由于家庭条件不好，16岁的谢兰珍早早随师傅离开家乡江西省都昌县，来到朱岙村做裁缝。“父母说做衣服的人都在屋里，没有风吹日晒，比较轻松。”就这样，谢兰珍进入天衣娇童装厂近20年。“厂里的货量比较稳定，收入有保障。来了之后就不想改了。”

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六点半开始工作，中午休息除外。直到晚上八点半工厂断电，谢兰珍和丈夫才会结束一天的工作，匆匆回到工厂后面的夫妻宿舍做饭洗漱。“如果你有大量的货物，你会很忙。偶尔缺货的时候会休息。反正你会赚得更多。”在各个工厂，这些工人的工资通常是计件工资，平均每件6元左右，谢兰珍夫妇一个月能挣近万元。除了每个月停工两天，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提前上班，直到断电。对于谢兰珍来说，工厂里工作时间的自由是她最喜欢的，因为她可以获得更多的工作，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和周围的人聊天，这让她觉得很放松。

晚上6点，朱岙村很多工厂还亮着灯。隔着窗户不时能看到三五个戴着口罩的工人在机器前忙碌。“这里灰尘很多。你必须戴上口罩，否则你会感到呼吸不舒服。”谢兰珍解释说，快速缝制的裤子带出一簇簇的碎料，不一会儿就堆在了她的脚边。谢兰珍头上的黑帽子和手边的机器上都沾满了蓬松的灰尘，就连纤细的睫毛上也布满了绒毛。她对此已经习以为常。“我年轻的时候，没什么感觉。这两年年初过敏，痒。几乎每个人都有肩周炎。”说到底，谢兰珍的手指已经染满了牛仔布。她笑着说:“回去多洗几件衣服再下去。”

从一个到几百个。

朱岙村的童装产业兴起于改革开放初期。1983年，曾在一家服装厂担任副厂长的李回到村里创办了第一家童装厂，吸引了当时80%的农村妇女和周围其他人就业。渐渐地，供不应求的市场促使积累了经验的村民自己办厂。到2012年，最多时有400多家童装厂，吸引了1.5万农民工。

康怡服饰负责人回忆，5~10年前是朱岙村童装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当时公司规模较大，有两三百名工人，50%~60%来自江西、安徽，其他来自贵州等地。”随着市场的扩大和需求的增加，自公司离开以来，已有20多家工厂建立了自己的业务。“我们就像一个孵化器。但大部分是良性竞争，互补合作。”

这里的童装生产企业大多规模较小，仅限于家庭内部或亲友之间的合伙经营，衣服销往全国各地。“我们一年要推出四五百个版本，保证服装的质量和款式跟上市场，这样才能保证订单的稳定。”天一娇童装厂厂长郑小贤说，“订单多了，工人才能干得多，拿得多，不会因为没活干就走。”

吴是朱岙村最早的企业家之一。1993年，19岁的她没有像同龄人一样选择外出打工，而是在自己家里创办了一家童装厂。“那时候工人不多，雇人的价格也高。我自己学会了切割，工作了6年左右。”她告诉记者，童装市场受季节和市场需求的影响，变化很快。行情不好的时候，薄利也*。“先保证工人的工资，不然明年谁跟着你？”

还有不到一个月，谢兰珍就要带着老公和孩子回老家过年了。每到春节，村里的工厂都会停工一个月左右，然后开始做春装过年。

“看到实用又喜欢的款式，也会给家乡的孩子带两件。”谢兰珍弯下腰，从丈夫手中拿起新一批成品童裤，开始了一天的最后一项工作——整理。“我到处*，偶尔有余货零售，老板也会照顾我们。外面*的东西总是不如自己做的东西让人放心。”

面对人才和市场的困境

离厂房不到100米就是村文化礼堂和广场，热闹的人声和音乐声传来，对正在干活的工人毫无影响。“当地人去凑热闹了。我们工作了一天，下班后只想回去休息。”老家在江西省鄱阳县的徐国胜和他的妻子已经在竹岙村工作了20多年。48岁，早年在福建剪成人服。“比童装还累，不过现在不容易。”

村里丰富的文化生活似乎离农民工很远，孩子、家庭、工厂就是生活的全部。对于谢兰珍来说，去不远的瓯北镇逛逛就好了，哪怕是放松娱乐，也正好赶上周末带着孩子。“等孩子大一点，走不动了就回老家。他们总会回去的。”

国务院参事室社会调查中心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联合调查的结果显示，2013年后朱岙村外出务工人员开始逐渐减少，主要原因是市场需求下降和产业外迁。

“这里至少95%的工人是中年人，他们已经成为技术工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逐渐失去。对年轻人来说

总的来说，一方面他们没有耐心去学这种手工。另一方面，珠澳毕竟是乡村，不像大城市那么繁华，机会更多。珠澳童装协会会长Steven Zhu告诉记者，除了一线工人，好的设计师也是童装行业发展的关键。“童装是一个快速变化的行业，对面料和图案的要求非常高。这就需要一个好的设计师及时了解和调整产品风格。”

“电子商务也需要技术人才。”杨忠海是朱岙村一家电子商务公司的老板。2013年，他从义乌回来，为自己的童装厂搭建了电商平台，年*额200万元。最困扰他的是人才匮乏。“以前在杭州、广州等地，熟悉电商运营的人很多，但回到国内，就要靠自己带几个人去摸索。”杨忠海告诉记者，这两年电商平台*规则变化快，竞争商家多，人才和技术跟不上，很容易错过市场。

据Steven Zhu介绍，早些年，朱岙村为杭州、广州做童装生意时，为了给客户提供专属款式的衣服，往往只和特定的经销商合作。“好处是有人觉得你是忠于经商的，但是一些负面的观念和影响一直保留到现在，就是市场被困住了，没有完全打开。”

对此，朱岙村党支部书记余说，“近几年童装市场竞争加剧，我们也在想办法吸引更多的企业和年轻人来这里发展。包括整合资源，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相关生产、文化等基础设施建设，争取更多更好的设计师上岗，留住工人，帮助他们尽快实现从‘入行’到‘融入’的转变。”

郝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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